新時代國際貿易新格局、新趨勢 與中國的應對

黃奇帆 原創 | 2019-10-09 10:22 | 收藏 | 投票 編輯推薦
關鍵字:世界貿易 

  近年來國際貿易形成了新格局,各國政府和國際機構對國際貿易的管理方式、制度架構也有相當大的變化和調整,本文對國際貿易基于價值鏈的發展態勢和全球貿易制度新的發展趨勢進行分析和梳理,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中國的應對之策。

  一、 世界貿易格局發生深刻變化

  1. 國際貿易產品結構出現根本性變化。

  上世紀80年代,國際貿易總量的70%左右是工業制成品。到2010年,全世界總貿易額的60%是中間品的貿易,即零部件、原材料等各種中間品的貿易,40%是工業制成品的貿易。截至去年,全球貿易量中的70%以上是零部件、原材料等中間品。

  這反映了一個現象,即世界上主要的貿易品,已經不是由單一國家、單一地區的企業生產,一個產品往往由幾十個國家、幾百個企業生產的上千個零部件互相組合形成。這個過程就產生了中間品的貿易,帶來了包括生產性物流、生產性服務業,產業鏈金融,各種各樣的科研開發、研究設計在內的服務貿易的飛速發展。三四十年前,在全球貿易中,服務貿易總量與貨物貿易總量的比例大約是5:95的關系,現在,兩者的總量比例大概是30:70的關系(也有研究認為,服務貿易的統計被低估,已經占到了全球貿易的一半左右)。

  也就是說,在過去的三十年,全球貿易格局出現了兩個巨大變化:一是貨物貿易中中間品的比重上升到70%以上;二是總貿易量中服務貿易的比重上升至30%以上。這既是全球制造業水平分工和垂直分工演變發展的結果,也是全球服務貿易加速發展的結果。整個生產力體系的變化正在影響和產生新的世界貿易規則。

  2. 生產企業的組織和管理方式發生深刻變化。

  現在一個產品的生產涉及幾千個零部件,由上千個企業在幾百個城市、幾十個國家形成一個游走的邏輯鏈,在這個過程中,誰是靈魂、誰牽頭、誰在管理、誰把產業鏈中眾多的幾百個上千個中小企業組織在一起,誰就是這個世界制造業的大頭、領袖、集群的靈魂。所以現在看世界的制造業,不像幾十年前看單個企業的規模大小,而是看產業鏈的集群、供應鏈的紐帶、價值鏈的樞紐在哪里。誰控制著這個集群,誰是這個紐帶的核心,誰是這個價值鏈的樞紐,誰就是制造業的龍頭。

  例如,蘋果手機一共涉及500多個各種各樣的大大小小的零部件。全世界有幾百個企業在為蘋果加工零部件,涉及幾十個國家。在生產的過程中,并不是由蘋果發明了手機的全部專利,然后把專利交給配套企業、零部件廠、中間廠,讓它們為蘋果進行制造。事實上,這個產業鏈上的中小零部件供應企業,各有各的專利,各有各的專長。這些專利、專長,都是蘋果不掌握的。但是蘋果制定了標準,產生了紐帶。從這個意義上來看,當今世界產業鏈中的競爭不僅僅是核心技術和資本的競爭,更是產業鏈的控制能力的競爭。能夠控制產業鏈、提供行業標準的企業,就是行業龍頭。

  產業鏈的行業標準十分重要。各種各樣的零部件專利發明都離不開標準,只有符合標準的專利才會被使用。提升標準的基礎在于產品的整體設計,基于對產品的性能、結構、形體外觀、生產工藝的整體設計。也因此,能提出行業標準、產品標準的企業往往是產品技術最大的發明者。

  能夠控制供應鏈的企業其實就是供應鏈的紐帶。這種企業在組織整個供應鏈體系,成百上千個企業都跟著指揮棒,什么時間、什么地點、到哪兒,一天的間隙都不差,在幾乎沒有零部件庫存的背景下,幾百個工廠非常有組織地、非常高效地在世界各地形成一個組合。在這個意義上講,供應鏈的紐帶十分重要。

  價值鏈(Value Chain)是什么?當幾千個零部件、大大小小的部件在組合生產的時候,實際上都在做貿易。那這一過程涉及的幾百個企業、幾千個零部件分布在幾十個國家(地區)中各種各樣的城市里,每單之間、零部件工廠之間、零部件工廠和總裝廠之間是不是都在做貿易,都在相互結賬?其實不是。實際上是通過互聯網通信系統在某個自由港形成一個結算點。蘋果一年產生上萬億美元總銷售值,所有的零部件廠都平行地和蘋果的結算中心發生網絡化的直接聯系,進行結算。

  這種結算選擇地往往是在某個自由港地區。跨國公司之所以選擇自由港地區,主要有三個原因。首先是跨國公司的結算涉及全球,不同的國家使用的貨幣不同,外匯往往需要離岸交易,而離岸交易中心往往設置在自由港。其次,為了降低稅費,自由港的稅率只有15%,甚至12.5%,因此結算稅收低。再次是因為人才,自由港往往聚集著高層次的金融、會計和精算人才。由此,跨國公司不是在幾百個企業、幾百個城市、幾百個活動點上發生結算,而是利用現代通信系統匯總在某一個結算點結算,由此形成了價值鏈樞紐。

  2008、2009年時,惠普在重慶建廠,而新加坡作為自由港、離岸市場,稅率低、人才集聚,因此雖然惠普在重慶生產,卻選擇在新加坡結算。當時,惠普在亞洲的所有生產點、研發點、零部件供應商,通通不在當地結算,而是和位于新加坡的惠普結算中心做結算。然后由結算中心負責支付各個零部件配套企業、物流公司、研發企業的費用,也支付各種專利等方面的費用。

  2008年,中國一年有2.5萬億美元的進出口,其中1萬多億美元是加工貿易。這些進出口貿易的結算都不在中國境內,其中4000億美元左右在新加坡,3000億美元左右在中國香港,3000億美元左右在愛爾蘭,還有一部分在中國臺灣、韓國首爾以及日本東京,這意味著由金融結算產生的稅收,包括所得稅、專利稅、版稅,以及金融結算產生高附加值的服務貿易,都不在中國內地。從這個意義上講,誰擁有這個產業鏈、價值鏈的結算樞紐、結算點,誰就擁有這個產業鏈的財富中心。

  在過去的三四十年中,幾十個國家、幾百個企業共同生產一個產品,由此形成了上中下游的產業鏈集群。這個集群中的企業互相供應零部件、原材料、金融服務,整個服務貿易都在供應鏈中體現出來。這個供應鏈的紐帶起著樞紐的作用,關鍵性的作用。誰掌控樞紐,掌控紐帶,掌控產業鏈的集群,誰就是世界貿易中的產業巨頭。掌控了這三條鏈之后,各種私募基金、產業資本都會涌來,因為這里有錢賺、有市場,有技術的人也都為產業鏈服務。對于產業鏈樞紐而言,有些核心的東西可以自己做,也可以由供應商提供,比如蘋果不生產芯片和液晶面板,但三星又做芯片又做液晶面板。

  因此,產業鏈是在分工當中產生的,世界貿易是在互動中形成的。在這個過程中,新的貿易格局形成了新的世界級企業的生產方式和控制產業的特征——三鏈:價值鏈、供應鏈、產業鏈,即產業鏈的集群、價值鏈的樞紐和供應鏈的紐帶。這是跨國公司在適應世界貿易新格局基礎上發生的組織方式和管理方式的新模式。

  二、國際貿易中的“三零”原則

  1.零關稅。

  世界貿易組織(WTO)從關貿總協定開始,宗旨就是致力于推動自由貿易,降低各國關稅,50年前各國關稅平均水平是50%~60%。到了上世紀80、90年代,一般都降到了WTO要求的關稅水平,即10%以下。

  WTO要求中國降低關稅。2001年時,WTO要求中國在十年內將關稅下降到10%以內。到2010年中國的實際關稅已經降到9.8%,2018年11月1日,我國進一步下調關稅,總體關稅水平降低至7.5%。從加權平均稅率來看,中國2001年加入WTO時為14.4%,2018年初降至4.4%。不考慮貿易摩擦過程中出現的關稅上升,目前整個世界的平均關稅在5%左右的水平。

  這說明在世界貿易發展中,WTO的運轉已經使得各國關稅不斷下降。關稅越低,表明貿易越自由化。但隨著世界貿易格局的變化,即便是低關稅也不再適應新的形勢,產業分工的細化、產業鏈的增加導致中間環節需要多次甚至十幾次經過各國海關。假設一個產品的生產經過了四個國家,即使關稅降至5%,最終累計疊加之后,整個產品的生產需要承擔百分之十幾的關稅,而且產品的價格還包括了勞動力、物流運輸等服務的價值,這些費用不斷疊加,海關根據價值來征稅,最終都變成了關稅的基數。從這個意義上來看,大家發現恐怕只有零關稅才能適應幾十個國家、幾百個企業共同制造一個產品,這個產品又從最終生產廠賣到全世界的現狀,所以提出了“零關稅”原則。隨著全球貿易格局的變化,隨著跨國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成為制造業的主體,國家之間的關稅運作模式也需要隨之變化。

  2.零壁壘。

  為什么提出零壁壘?

  如前所述,當有幾十個國家共同生產某個產品,這個產品的產業鏈涉及幾十個國家、幾百個企業,跨國公司需要按照資源優化配置的原則進行生產力布局。如果所涉及的數百個企業所處的營商環境不同,每個國家的準入情況不同,那么跨國公司很難進行協調安排。因此必須有一個大體一致的營商環境,幾十個國家之間才能共同協調生產。

  所以營商環境要國際化、法治化、公平公正公開化。營商環境除了涉及零部件加工廠、制造廠以外,還涉及產業鏈中間互相供給產生的供應鏈,供應鏈有物流企業,涉及物流中的保稅服務、倉儲服務和配送中心服務,此外還會涉及生產性金融企業、產業鏈金融以及其他各種各樣的金融服務。每個國家在這些領域是否開放和如何開放的不同規定,都會影響產業鏈布局。

  因此,所謂“零壁壘”就是對營商環境的要求,主要涉及對準入前國民待遇、負面清單管理、知識產權、生態環保、勞動力保障、市場競爭中性、服務業開放等方面的國際化、法治化、公平化要求營商環境國際化的過程就是貿易零壁壘的過程。當幾百個企業在幾十個國家共同生產一個產品,這幾十個國家的營商環境國際化、一體化、法治化顯得尤為重要。

  3.零補貼。

  所謂補貼,是指一國為了爭奪產業鏈,為了吸引企業落戶,有意給企業進行一定的財務補助。這個補助會使得跨國公司在世界各國按市場資源優化配置的布點發生扭曲,對別的國家意味著不公平。

  過去國家海關之間的管理,都是在國境線上收取關稅或者設置非關稅貿易壁壘。現在進入“三零”階段后,一國對該國國際貿易的管理,從國門和國境上的關稅和非關稅壁壘,延伸到貿易伙伴國內,按自由貿易協定規則對貿易伙伴的營商環境、政府補貼等提出管理,互相約束、互相管理。

  三、國際貿易談判和FTA新趨勢

  2002年,一些發達國家就提出了“三零”的概念,并提出具體計劃。G7也提出過“三零”原則實施的時間表,到2010年,把關稅降到5%以內;到2015年,把關稅降到零。“三零”在2002年提出來,很有前瞻性,事實上到2010年,WTO的主要發達國家關稅基本上都降到了5%以下。

  但“三零”的計劃后來并沒有實現,原因在于WTO。WTO是一個多邊協議體系,包括了180多個國家和地區,其決策機制是只要成員組織中的一個成員不同意就不能通過多邊體制。幾十個發達國家產業鏈往往都在工業國中流轉,零關稅對工業國有利。但零關稅原則一旦通過,和工業國產業鏈、供應鏈無關的,例如非洲、拉丁美洲的農業國家的關稅也會一起變成零,零關稅給工業生產和產業鏈帶來的裨益這些農業國無法分享,它們感覺吃虧,就不會投贊成票。因此,大國和小國之間,欠發達國家和發達國家之間,要在WTO里統一地通過“三零”原則十分困難。

  基于此,最近七八年中,出現了FTA(Free Trade Agreement,自由貿易協定)在雙邊貿易或者一個地區、五六個國家之間形成諸邊貿易體談判不斷增加的趨勢,WTO被邊緣化。

  事實上,“三零”原則的受益區域確實是有一定范圍的。這個范圍內相關的國家和地區,比較容易認同并產生共識。在這個意義上講,FTA是生產力發展到特定階段,進一步促進全球化發展的一個新特征。FTA不是逆WTO,也不是逆全球化,而是全球生產力發展到更高級的新階段以后必然出現的趨勢。發達國家2002年在WTO提出實現“三零”原則,并實現了第一階段目標。近十來年,FTA談判成為主要發達國家之間在貿易談判原則和談判體系方面的首選。WTO的作用似乎越來越小,因此提出了WTO被邊緣化的問題。這也是近幾年WTO改革被熱議的原因,包括WTO的談判規則、管理規則、仲裁規則等。

  最近幾年,以“三零”原則為背景和基礎的FTA談判進展迅速。去年日本跟歐洲的FTA談判已經簽訂協議,并將在今年下半年生效。日本的經濟體量有6萬億美元,歐洲的經濟體量有十幾萬億美元,加在一起,就是20多萬億美元,在全球經濟70萬億美元中占30%左右的比重。美國和歐洲的貿易協議雖有變數,也在進展之中。美國和日本貿易協定已經談了兩年,最近簽署了“有限協議”,并宣布還將推動一項更廣泛的FTA協議。另外,美國和加拿大、墨西哥已經簽訂了新版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即USMCA。

  如果在2020年前后,歐洲、美國、日本、加拿大和墨西哥這幾個國家和地區(經濟總量和貿易總量占全球一半左右)達成自由貿易協定,就相當于通過FTA的談判,原來已經淡出的G7又成為一個一體化的貿易體。

  在這個過程中,如果中國沒有加入這個新的FTA的貿易圈,就相當于失去了FTA的全球新貿易體系。而如果中國也進入,以中國占世界經濟16%的規模,就等于占世界GDP規模70%的國家形成了一個貿易體。以“三零”為基礎的自由貿易體系,已經成為世界貿易的一個新潮流,中國在積極推進WTO改革和相關談判的同時,也應順應潮流,加入FTA的貿易潮流。

  特別值得指出的是,在美國退出后,由日本牽頭的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簡稱CPTPP,Comprehensive Progressiv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已經成型,共涉及11個國家,中國尚未加入。這是一個亞洲地區的區域性協議,如果中國不加入,從某種角度來看,這個自貿體的功能就喪失了一半。

  事實上,中國應該謀求加入CPTPP,這將推動中國今后的國際貿易發展形成一個重要格局——加入、參與和推進以“三零”為原則和綱領的國際貿易體系的建立和發展。在某種意義上,這相當于第二次“入世”。如果說2001年的入世引領了中國過去十幾年在世界上的經濟地位發生巨變的話,那么新形勢下的貿易談判將會影響中國在國際貿易和世界經濟發展過程中的貢獻和作用,并為中國在2035年成為世界現代化大國、2050年成為強國奠定非常重要的基礎。

  四、“三零”原則對中國的影響

  若“三零”原則在中國具體實施,可能會帶來怎樣的影響?

  1.零關稅

  有人擔心,“零關稅”就是國門大開,在外國商品沖擊下,中國的農業、工業和服務業都將萎縮,這種觀點在上世紀90年代申請加入WTO時非常普遍,當時的討論包括早加入好還是晚加入好。有人說越晚加入越好,這樣讓本國產業更強大一點之后再開放,就不會受到其他國家的沖擊。

  當時上海和國家提過一個建議,基本邏輯是加入WTO進比不進好,早進比晚進好,并提出了一整套方案。事實證明,加入WTO以后,中國的農業、工業和服務業基本都沒有受到太多的沖擊,相反,出現了一批世界級企業。通過開放,我們得到了很多好處。

  今天如果關稅歸零,中國會出現什么情況?下面就制造業、農業、能源和消費品四個方面逐一分析。

  A.制造業

  中國的制造業規模目前居世界第一。

  首先,據WTO統計,我國貨物貿易進口的中間品部分占進口關稅的60%以上。若對進口中間品實行零關稅,將降低企業成本,提高中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

  其次,零關稅必然會擴大企業進口中間品的采購空間,提升企業對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和價值鏈的掌控能力和全球化運營能力。

  在世界產業鏈中,中國有最大的產業鏈集群,但是在這個集群里,類似華為這樣掌控紐帶、標準和結算樞紐的價值鏈樞紐型企業并不多。華為的零部件由3600多家大大小小供應鏈上的企業提供,這全球的3000多個企業每年都來華為的供應鏈大會,華為就是掌控標準的,其供應鏈企業比蘋果多兩倍。為什么?蘋果只做手機,華為既做手機又做服務器等通信設備,涉及的零部件原材料更多,華為因此掌控產業鏈上中下游的集群,掌控標準,也掌控價值鏈中的牽制中樞。當中國制造業實施零關稅的時候,會推動制造業產業鏈的完整化、集群化,有助于供應鏈、價值鏈在中國形成樞紐、形成紐帶,并形成集團的龍頭企業。

  第三,關稅下降趨零過程,有利于倒逼中國制造業提升自主品牌、自主創新加速,更主動地參與國際市場競爭。

  以汽車產業為例,現在國內的汽車制造廠商一年生產2500萬輛汽車,如果取消壁壘,關稅為零,會不會涌進大量的進口汽車,沖擊中國國內的汽車市場?這話乍聽起來,似有道理。

  中國目前一年消費大概2800萬輛汽車,其中120萬輛從歐洲、美國和日本等地原裝進口,2600多萬輛都是中國自產。在中國自產的2600萬輛左右汽車中,大多數是中外合資企業生產的,包括德國、日本、美國和韓國。零關稅后,是不是外國車都會涌入中國市場呢?事實上并不會。外資廠商會選擇在中國形成制造業,就近生產并銷售,從而減少物流,降低成本,提高效益,原本100萬輛高檔車的消費可能增加到四五百萬輛。但其余幾千萬輛規模的中低檔車,還是以在本土生產的企業為主。在開放過程中,如今的合資企業可能變成未來的外資獨資企業,但外資企業不會選擇關閉工廠,將其他國家生產的汽車運過來,因為物流成本太高。在這個意義上講,不用太擔心外國的汽車沖擊國內汽車市場。

  總體來看,關稅下降會促進中國制造業生產力結構的提升,促進企業的競爭能力加強,并降低工商企業的成本。

  B.農業

  關于農業,我們有一個基本發展要求,糧食安全,即中國人的飯碗必須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不能所有食物都依賴進口。當然,這不等同于不參與國際貿易。

  首先,我國人多地少。我們擁有全世界19%~20%的人口,但可耕地只有20多億畝,大體等于世界可耕地的9%,人均耕地只有全球人均耕地的40%。中國的淡水資源是全球水資源的6%,人均用淡水資源是全球人均的24%。這兩個數據說明,從農業角度來講,我國的土地和水資源完全自給自足很難實現。因此,充分利用國際農業資源尤為重要。

  第二,目前大約有6.6億噸農作物糧食是在中國的土地上種植出來的,但中國每年仍需要進口1億噸農產品,這意味著13億多中國人一年需要7.6億噸農作物。現在進口的1億噸農產品中,有8000萬噸大豆、300多萬噸小麥、300萬噸玉米、300萬噸糖,還有幾百萬噸肉類,進口量巨大。減讓農產品關稅有利于提高我國農產品市場供給質量,滿足老百姓的基本需求;而巨大的農產品消費需求,也有利于中國在與歐美國家減讓關稅的談判中取得優勢地位。

  假如農產品關稅歸零,外國的農產品會不會對中國進行傾銷?進口農產品又便宜又好,最后會不會使得中國各種消費者不買中國農村的糧食,導致中國農業萎縮,最終威脅國家糧食安全?

  對此,我們既要居安思危,也不能杞人憂天,要做具體的結構分析,才能對這個問題進行回答。

  進口農產品從結構上大體可以分為三個層面:

  第一,稻米。中國人的主食是大米。歐洲和美國不生產稻米,無法對中國進行傾銷。稻米主要由中國自己生產,其他亞洲地區也種植,但中國從其他亞洲國家購買稻米通常是因為其生產的稻米口感好,無須擔心安全問題。在稻米方面,零關稅不會帶來歐美傾銷沖擊,亞洲地區是利益共享,是互助互益的貿易行為,稻米層面不存在貿易風險問題。

  第二,大豆飼料。目前我國大量進口大豆飼料。中國現在可耕用的地20億畝,其中一年要生產1.2萬億斤糧食,需要12億畝,一畝地一年產1000斤;蔬菜、瓜果等農產品大體上所需耕地是6億畝;僅剩2億畝土地可以用來種植飼料。以每人每年平均消耗肉類大約40公斤來計算,13億人需要5000萬噸,一噸肉要四噸飼料轉化,需要2億多噸飼料。還是按一畝地1000斤來算,需要4億畝到5億畝土地來種植,我國剩余的2億畝土地不夠用。因此我國大豆進口量高達8000多萬噸。全世界能夠用來交易的大豆中,相當大的一部分被中國購買。也就是說,在沒有零關稅的時候,我們就買了一個天花板的量,零關稅情況下,大豆的進口充其量到1億噸。

  第三,小麥、玉米、糖。這是我們既要進口調劑需求,又要適當控制以免大起大落受沖擊的品種。北方人大多喜歡吃面粉,南方人也吃饅頭,因此需要小麥;也需要玉米,既是飼料也可以人吃;還有糖,中國國內市場每噸糖5000元,在歐洲和美洲巴西等地,糖基本上每噸1500元人民幣,差價高達3000多元,如果這個領域開放程度增加,糖的進口量會上升,國內糖價會下降。總體來說,如果關稅降為零,會對小麥、玉米和糖等農產品生產帶來沖擊性變化。不過,在這些領域,在FTA的實施中可以按照“三零”原則的階段性和趨勢性原則,利用例外條款和配額限制等工具予以緩解沖擊。

  總體而言,零關稅對中國農業調劑補充的作用,有利有弊但利大于弊。

  C.能源、礦產

  我國是能源、礦產消費大國,也是能源、礦產進口大國。

  首先,中國鐵礦石少,不管是壓產能還是去庫存,我國一年都需要生產7億噸鋼,7億噸鋼需要10億多噸鐵礦石,其中2/3的鐵礦石依賴于國外進口。其次,石油。現在中國一年消耗6億噸石油。國內大慶油田、勝利油田等生產2億多噸,進口4億多噸。最后是天然氣,我國一年實際需要至少3000多億立方米,現在實際供應是2000億立方米,有許多城市想要天然氣但沒有供給,2000億立方米中我們自己生產1000多億立方米,從美國和俄羅斯等進口1000多億立方米。

  從以上情況可以看出,我國能源、原材料一直大量依賴進口,無論關稅是否存在,都有這么大的需求,因此不存在零關稅的沖擊問題,相反,關稅下降有利于降低我國能源和礦產的消費成本,緩解資源約束,有助于世界各國的貿易發展更平衡更協調。

  D.消費品

  消費品包括藥品、化妝品、服裝及其他日用品。若降低關稅,國內消費者是最大受益者。每年中國上億人出國旅游,大家“螞蟻搬家”,從世界各國背了1500億美元左右的貨回來。如果這1500億美元是進口,在國內銷售,我們就會增加1500億美元的進口貿易,減少1500億美元的順差。為什么老百姓會選擇國外消費?因為進口藥品、汽車、化妝品等高檔消費品關稅過高,帶來大量“海淘”現象。零關稅將帶動國內消費,刺激商店零售。老百姓旅游的時候也可以不用那么辛苦背東西,同時進出口順差還能平衡,好處多多。

  綜上,零關稅增加進口,減少貿易摩擦,總體利大于弊。進口大國一定是強國,原因有三方面:第一,進口大國通常市場容量大,足以牽動世界。第二,進口大國往往是世界貿易的定價者。進口量大,就掌握著定價權,就有更大的發言權,在世界貿易中可以發聲。第三,進口大國一定有非常豐富的外匯儲備,或者這個國家的貨幣本身就是世界貨幣。從這個角度來看,有一天人民幣變成了世界貨幣,也是成為進口大國的一種標志。

  2.零壁壘

  零壁壘,即營商環境的國際化、市場開放,數字貿易、服務貿易和服務業的開放。包括幾個方面:

  首先是營商環境問題,主要涉及八個要素。

  第一,準入前國民待遇是否可以開公司,國有企業可以,民營企業可以,外資企業也可以,同等的準入前待遇。

  第二,負面清單管理。法無禁止都可為,就是對企業設置負面清單,除了負面清單之外的都可以經營。

  第三,尊重知識產權。

  第四,遵守有公平的規范的合理的勞動保障制度。

  第五,生態環境保護。

  第六,市場競爭中性。表現在參與招投標、政府采購、在市場配置資源、銀行貸款時,不同所有制的企業享受同等待遇,不能有主觀或客觀上的差異。

  第七,擴大教育、衛生、文化領域開放。

  第八,進一步擴大服務貿易、數字貿易,特別是銀行、保險、證券、快遞、電信等領域的開放。

  其次,要開放一些原來比較不開放的領域。

  過去四十年,在房地產、制造業和基礎設施等領域,中國對外資基本上都是開放的。今年《外資投資法》把這些年的開放政策法治化,形成新法。其中對于我們以前視若禁區、不怎么開放的領域進行了規范,比如教育、衛生、文化、金融、服務貿易等領域。

  一組數據可以說明問題。2000年時,中國的外資金融機構占中國金融資產量、營業量、業務量的比重大約是4%,當時對外資金融機構沒開放準入,僅僅在上海浦東等地進行了試點。到2018年,外資金融機構的業務量、資產量占比僅為1.6%,一方面說明這十幾年來外資金融機構發展不快,另一方面說明中國自己的國有和民營金融機構成長飛快。

  開放將有助于競爭發展,在金融領域、醫療和教育領域都是如此。

  最后,降低數字經濟中的壁壘。

  例如數據通信。例如外資企業將研究中心搬到中國,工作人員可以搬過來,卻不能把美國的書和資料統統搬過來,信息和知識的傳遞主要依靠網絡數據通信是FTA規則討論中關于數字經濟的第一條。

  中國已經加入了WTO關于數字貿易和電子商務的談判,對于數據跨界流動等問題,需要從國家利益的各方面進行判斷和談判。

  3. 零補貼

  對于中國而言,“零補貼”可以帶來五大好處:

  第一,國家財政可以節約開支。

  第二,有利于推動結構調整。補貼會扭曲市場充分競爭,加大產業結構調整的難度。凡是補貼盛行的地方通常會出現產業結構不合理、產能過剩等問題。

  第三,補貼往往流向國有企業,停止補貼以后,可以倒逼國有企業改革、發展、創新。

  第四,近十幾年,我國一直是全球遭遇反補貼調查最多的國家,推進零補貼措施有利于減少貿易摩擦。

  第五,有利于減少尋租行為,補貼的過程經常會出現灰色交易。少補貼,停止補貼,這一類的不正之風、灰色的現象相對就會收縮減少。

  五、如何應對“三零”原則的未來

  面對全球范圍內以“三零”原則為基礎的FTA,我國下一步如何應對?中央政府的觀點十分明確。

  2013年底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就提出要積極參與雙邊的、區域的FTA談判,推進全球自由貿易體系的發展;為了適應FTA營商環境國際化的要求,在上海等地區開展自由貿易試驗區的探索。去年在進博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 要激發進口潛力,持續放寬市場準入,營造國際一流營商環境,打造對外開放新高地,推動多邊和雙邊合作深入發展。

  國家其實想得很長遠。下一輪無論是國際貿易談判,還是推進開放,都會和“三零”原則為基礎的貿易格局密切相關。在推進過程中,有兩個要點要把握好:

  第一,“三零”原則實施中的階段性和趨勢性。實施“三零”原則不等于所有進口商品的關稅一下子全部歸零,“三零”原則涉及的關稅不是指百分之百的商品全部變成零關稅,這里存在階段性和趨勢性。例如日本和歐洲的貿易談判,確定了日本對歐洲的全部貿易貨物品種中有86%實施零關稅,還有14%的品種用15年時間逐步歸零。也就是說,可以利用“三零”原則中的階段性、趨勢性和某種靈活性,變成國家和國家之間談判、互相較量的一種籌碼。

  第二,自由貿易試驗區要為以“三零”原則為基礎的FTA談判探索經驗。十八屆三中全會報告講到FTA的時候推出上海建立自由貿易試驗區,就是希望自由貿易試驗區對全球FTA貿易協定中的“三零”原則進行先行試驗。試驗成功了,中國跟國外簽訂“三零”原則的貿易協定就有底了,可移植可推廣到全國。

  這有點類似1990年浦東開發開放,當時中國的開放剛剛在貨物貿易領域開始,服務業和金融業尚未開放,但國家允許浦東在保稅區試行服務業開放。當時國家有以下法規:

  一是保稅區里任何企業都可以做進出口貿易。當時中國外資、內資、民營、國有企業都沒有進出口權,只有外貿部直屬的外貿公司有進出口權,而外高橋保稅區允許在這里進駐的任何企業擁有進出口權。

  二是允許做轉口貿易、加工貿易、離岸貿易。

  三是允許外資企業在浦東的保稅區里做批發貿易。

  四是允許保稅區企業外匯全額留成。

  五是允許外資在浦東設銀行。

  六是允許外資在浦東設立百貨商店。

  七是允許外資在浦東設立保險公司。

  八是允許開辦證券交易。由于率先于全國實施了服務業、服務貿易以及金融業的開放,到2000年中國加入WTO開放服務業、金融業時,浦東新區和外高橋保稅區已經形成了托底經驗,適應起來駕輕就熟。

  同樣,現在中國為推進FTA貿易談判積累經驗,自由貿易試驗區該試什么?就是“三零”規則,即零關稅、零補貼、零壁壘如果試驗成功,外國企業進入時,營商環境八個方面都能做到國際化、法治化、公開化,那么未來FTA談判協議就有了托底經驗。因此中國自貿試驗區的核心,就是“三零”規則在特定區域里先行先試。

  總之,過去三十年,世界貿易格局變了,世界貿易中制造業龍頭老大的企業把控市場的方法變了,國家之間貿易的游戲規則也變了。當今世界以“三零”原則為基礎的FTA的發展和討論,是對WTO的豐富和發展,而不是顛覆和脫離。WTO在自身未來的改革中,也要積極地進行和“三零”有關的機制體制改革,才能繼續有效發揮全球化的功能。

  本文原發于第一財經。

個人簡介
現任十八屆中央委員,國務院三峽工程建設委員會副主任,重慶市委副書記,市政府市長、黨組書記。主持市政府全面工作。主管市政府辦公廳、市編辦、市審計局、市政府研究室。聯系人大、政協、民主黨派和工商聯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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